大清早一進辦公室,桌上就擺了一份電傳,是上海一傢外貿公司對我公司一批出口本省土特產的質量指標的質詢。這筆300萬美元的生意,是我們幫一貧困縣攬來的,以我公司的名義做,不賺分文,權當扶貧。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那個縣的一位副縣長是翟玲的高中同學。
老闆看過這份電傳之後,讓他的秘書送給我,讓我親自去這個縣跑一趟,把事情弄清楚以後好給上海方麵回函。
我收拾好所需文件,到車班取了車鑰匙,正等電梯下樓,老闆夫人翟玲帶着一個女孩子從電梯裹走出來。儘管是這傢大公司的老闆娘,但翟玲很少來公司。即便來,也從來是目不斜視徑直去老總辦公室,從來不會與任何人打招呼,包括我。現在的翟玲,在我眼裹就純粹是TMD一貴婦人,與大學時代的那個“小白鞋”簡直不能同日而語。
但是,就這位曾經令我魂牽夢萦、失魂落魄的女人,在快要畢業的時侯對我的殘酷與傷害,徹底改變了我的命運。這筆債,一直如一根很大的魚刺哽在我的心上,永遠無法抹去。我常常把自已看作一條野獸,一條睜着一雙血紅眼睛的野獸,正在伺機復仇……
“李經理,”我正慾繞過她們上電梯,但翟玲喊住了我,“妳等一下,我有事找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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