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叛逆的聲音一直存在，從李漁、龔自珍到魯迅、聞一多，從尼采到弗洛伊德等，多少志士仁人為之奔走呼號，將一塊塊“貞節牌”砸碎，將一張張“纏足布”撕毀。
尼采公開指出，“提倡貞節是公開鼓動反自然的行為，所有對性生活的輕視，所有用‘不純潔’這個概念對生活的玷汙，都是違反生命的重大罪行——都是違反生命聖靈的重大罪行。”
弗洛伊德則說，“我的印象是：禁慾不可能造成粗犷、自負、勇於行動的人，或是富有創造力的思想傢、大無畏的拓荒者或改革傢，通常它隻能造成‘善良’的弱者。”
但這種“叛逆的聲音”也遭到不少的誤解和反對。馬爾庫塞說：“本能的解放是向野蠻狀態的倒退”。日本的池田也指出，性解放“其洶湧之勢從根本上動搖了現代社會”，而羅洛?梅則感嘆“我們的內在價值瀕臨全麵破產。”
即便是大名鼎鼎的湯因比，他也擔心：“性革命為人類心靈帶來的最大的衝撃將是道德的混亂。”
誠然，性的泛濫和不加節制，不僅造成了性與愛的分裂，而且也使“性”本身庸俗化。因為這個時候，“性”的交流不再是愛的施予與實現，而隻剩下動物意義上的官能感覺的追逐，甚至淪為病態的虐待。“性”蛻變為快感的工具與機械的載體，失去了任何靈性與人性。
正如羅洛?梅所嘲笑的：“兩性關係如此亠致使保持個人內在中心的唯一方式就是學會如何性交而不是真正動情”。
倘若“性”所含蘊的豐富情感與高尚的人性失落了，剩下的隻是乾枯而機械的“床上機器”，那麼，“性已不再是對人的拯救，反而成了一種考驗與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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