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武跟我聊天時,不停地使用手勢。他的錶達能力遠不及他的寫作能力。他常常試圖錶示一些新的觀點,甚至帶有一點學術氣味,這是一些寫傢經常犯的毛病。
羅武自己也承認,在與女性派對時,他總是習慣於“講”,而不善於“做”。女性朋友有時對他的“學者化”談話頗為不滿,認為他有掉書袋或炫弄學識之嫌。
不過,初次見麵時,羅武給人的印象是開朗、坦率而又大方,我頭一回看到他時,就一點也看不出他內心竟有一塊發黴的陰影壓迫他好長一段一時間。
通過談話,我仍然感覺到,羅武有種“抑鬱症”——“山女事件”給他的心靈造成的創傷並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樣,完全“拜拜”了。不,恰恰相反,它像一條蛇,在他不經意的時候,在他快要忘記的時候,在他快要沉醉於某一境界的時候,它悄悄地爬了出來,然後,在他心尖上狠狠地咬一口。咬完就走。當羅武意識到這種疼痛時,它早已消失了。
羅武積極參加“性派對”,不斷地用一種“行為”來反抗另一種“行為”——而後一種“行為”不過是歷史的沉積,是看不見的,這正是“抑鬱”的來源。
“抑鬱症”在我國都市人口中佔了相當大的比例,它也是一種全球化的時髦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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