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武跟我聊天時，不停地使用手勢。他的錶達能力遠不及他的寫作能力。他常常試圖錶示一些新的觀點，甚至帶有一點學術氣味，這是一些寫傢經常犯的毛病。
羅武自己也承認，在與女性派對時，他總是習慣於“講”，而不善於“做”。女性朋友有時對他的“學者化”談話頗為不滿，認為他有掉書袋或炫弄學識之嫌。
不過，初次見麵時，羅武給人的印象是開朗、坦率而又大方，我頭一回看到他時，就一點也看不出他內心竟有一塊發黴的陰影壓迫他好長一段一時間。
通過談話，我仍然感覺到，羅武有種“抑鬱症”——“山女事件”給他的心靈造成的創傷並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樣，完全“拜拜”了。不，恰恰相反，它像一條蛇，在他不經意的時候，在他快要忘記的時候，在他快要沉醉於某一境界的時候，它悄悄地爬了出來，然後，在他心尖上狠狠地咬一口。咬完就走。當羅武意識到這種疼痛時，它早已消失了。
羅武積極參加“性派對”，不斷地用一種“行為”來反抗另一種“行為”——而後一種“行為”不過是歷史的沉積，是看不見的，這正是“抑鬱”的來源。
“抑鬱症”在我國都市人口中佔了相當大的比例，它也是一種全球化的時髦病。
有報道稱，到二零二零年，“抑鬱症”將成為僅次於癌症的人類第二殺手。
而在我國，“抑鬱症”及自殺造成的損失之和已排在各種疾病的首位。十五歲到叁十五歲人群死亡的第一原因是自殺——而自殺的衝動許多時候就是來歷不明的“抑鬱症”引起的。我國目前每年有二十萬人以自殺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佔全球每年自殺者總數的五分之一。
特別是最近兩年，青少年自殺呈明顯的低齡化趨勢。
羅武錶示，他不會自殺。他也不願承認他患了“抑鬱症”。他反而覺得眼下的狀態很正常，他與謝雙依的感情也很穩定，雙方都在“性派對”行為中點燃慾望，放縱自己，並在一個陌生人的身體上打撈曾經有過的激情。
羅武說，“我派對，我寫作，我自由——活着真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