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虹迎來一位不速之客，楊曉輝坐火車從深圳來歸德看望張鋒，他不知道張鋒已經被殷蔓蔓送到香港治療。這是張鋒受傷住院以來，第一個主動來看望他的朋友。
徐虹本來不想見楊曉輝，告訴他張鋒沒有在歸德，直接打髮走他，可是，她又有些問題想問問他，就趕到火車站，約見他。
她有些事情問問他，為什麼他要找她代大張村的老支書張雲會打官司。
火車旁邊有傢西式快餐店，徐虹請楊曉輝吃簡餐。楊曉輝背着挎包，手提旅行水盃，還是一副推銷員的乾練打扮，由於坐了二十多小時的火車，滿臉疲憊。
兩人打開話題，楊曉輝首先錶示歉意，他說他早就該過來看望張鋒，一直拖到現在，他覺得很對不起張鋒。他說及張鋒時很謹慎，儘量不觸動徐虹的情緒。張鋒受傷之前，他並不知道張鋒跟徐虹之間有那麼微妙的關係，隨着一審二審官司在網上暴炒，他了解了許多信息。
二審法庭上，徐虹取消了對常雨澤的殺人指控，僅是指證他開槍傷人，她原諒常雨澤網上散髮日記侵犯她名譽權的法律責任，她對法庭證明張鋒在案髮前存在過錯。因此，網上對她的評論也髮生變化，認為徐虹終究還是考慮夫妻感情，對丈夫常雨澤手下留情，而對曾與她髮生過婚外性行為的張鋒有所放棄。
徐虹沒有說什麼，隻是平靜聆聽。楊曉輝還不知道有關夏華之死的故事，不知道殷蔓蔓雇傭張鋒實施報復的秘密，否則他根本不敢當着徐虹的麵談論張鋒。
楊曉輝從挎包裹拿出整整一疊錢，推到徐虹麵前，共一萬塊，他希望徐虹幫他把這些錢轉交給張鋒。
徐虹沒有接，她看出來楊曉輝隻是一個普通打工仔，並沒有多少錢，他跟張鋒也隻是普通朋友關係，並不是張鋒的嫡係“詐騙團夥”，他能一次拿出那麼多錢幫助一個萍水相逢的朋友，真是難得。她隨口誇讚一句：“妳真是大方啊。”
楊曉輝連忙解釋說：“不，這不都是我的錢，我隻有兩千，那八千其實還是張鋒的。去年，他給我轉了八千塊錢，幫助我解困。現在他受傷住院，我還他八千塊，另外我再送他兩千塊，很抱歉，我沒有更多錢，隻能拿出這一點點。”（看精彩成人小说上《小黄书》：https://xchina.fit）
徐虹詫異問：“他怎麼會給妳錢？”張鋒本人是詐騙犯，以騙人錢財為業，怎麼會大方到主動送人錢財？
楊曉輝給徐虹講述一段故事：幾年前，他大學畢業，來到珠叁角找工作，先後在東莞、深圳等幾傢工廠打工，深受長年加班之苦，而且就餐及休息時間得不到保障。工作中，他目睹工友受虐、被毆慘狀，深受觸動，於是在廠裹髮起成立工會組織，走出自我維權第一步。結果，他被工廠以為帶頭鬧事為借口辭退。
他開始自學法律法規，借來幾千多元，租下一間民房，掛起“深圳市外來工協會”的牌子，專為工友維權。他幾次向當地民政局申請注冊，均沒有成功，民政局根本不受理他的申請材料。民政局要求“外來工協會”必須掛靠某市級行政事業單位，而他隻是一個身份卑微的外來打工仔，哪個市級單位會正眼看他呢？
雖然“外來工協會”沒有注冊成功，他仍然借積極行動，多次髮起有關“維護外來工尊嚴，保護打工者權益”的宣傳活動，還組織髮起“取消勞動仲裁處理費，減輕勞動者維權成本”的萬人籤名活動，他的宣傳活動深得工友們的讚成，許多工友積極加入他的活動。
最初，他免費為工友服務，幫助工友做了幾個勞動爭議案子，很快錢花光了，全靠借債和工友的讚助勉強維持。這時候，幸好有熱心公益的企業和境外慈善機構資助，他的勞工維權工作才得以走上正軌。
就在“外來工協會”在深圳工友中間剛剛取得一些影響力時，當地民政局找上門來，批評他的“外來工協會”為非法組織，立即予以取締。
不得已，他到當地工商部門注冊成立深圳市春風工友勞動爭議服務部，為個體工商戶性質，繼續為廣大工友提供權益保護和法律宣傳等方麵的援助。
但是，好景不長。去年秋，他的服務部先後遭到當地基層工商、稅務、安監、消防等單位上門查問，甚至多個部門同時上門檢查。莫名其妙地，房東單方麵終止租約，要求他的服務部搬遷，停水停電，甚至出現暴力逼遷。他為此報案，而警方認為是租賃糾紛，不予制止和立案。
楊曉輝這才髮現，不止他的勞動爭議服務部遭受厄運，深圳市其他勞工NGO即民間公益組織如“手牽手工友活動室”、“圓典工友服務部”、“打工者中心”、“青草工友服務部”等都相繼被關停，關停情況與他的服務部如出一轍。
“為工友做點實事為什麼這麼難呢？”楊曉輝他們心中無儘惆怅。他們這些勞工NGO實質都是民間公益組織，他們並非以此髮傢致富，而是給廣大工友們提供社會援助。主要是為外來務工人員提供職業安全培訓、心理咨詢、文化藝術娛樂、法律宣傳和咨詢等社會服務。
毫無例外，這些勞工NGO無一傢能獲得地方民政部門的批準注冊，他們要想生存下去，要麼頂着非法的帽子，要麼改換身份，變成個體戶性質，即便這樣，還是遭受取締的命運。
因為這些事情，許多社會知名人士為他們這些草根NGO向政府部門髮出呼籲，希望上級領導對這些草根NGO保持寬容之心，畢竟這些民間勞工組織在化解勞資矛盾中起着積極作用。但是，這些呼聲最後都不了了之。
服務部喪失了立身之地，各項活動無法開展，楊曉輝心灰意冷，想放棄這種公益性的活動，打算到某個私營工廠打工掙錢，他已經成傢了，還要養傢糊口，昏昏噩噩過一輩子算了。
這時候，有幾個熱心朋友鼓勵他，讓他堅持下去。人人有結社的自由，這是國傢憲法精神。隨着國傢改革的深化，終有一天，國傢會放開這類社會公益組織的生存和髮展。
隻有堅持，才有看到勝利的那一天，隻有堅持，才有夢想實現的那一天。
張鋒就是那幾個鼓勵他的熱心朋友之一。楊曉輝以前並不認識張鋒，張鋒主動在扣扣上跟他聯係，他說他以前在深圳打過工，得到過他的幫助。
楊曉輝的勞工服務部曾經讓成千上萬的工友受益，張鋒可能就是其中某個工友吧。
張鋒通過他網上公布的帳戶直接轉給他八千塊錢，他說他現在是某小營企業的銷售副總，手裹有些餘錢，先轉給他八千塊讓解決燃眉之急，以後有需要了他再支持。
楊曉輝非常感動，下定決心重開他的勞工服務部，無論麵臨多大困難，他都要堅持下去，因為他的行動代錶了億萬打工仔打工妹的心願。
他的講述簡潔精練，雖然他的生活經歷很曲折，但他沒有任何煽情的語調，無論是說窘迫的生活，還是虛無缥缈的夢想，他的眼神都散髮着自信和微笑。這是一個充滿激情的社會活動傢，如果國傢允許用這個詞語錶達的話。
徐虹聽了楊曉輝的講述，深受觸動，她身為律師，親手處理過幾起職工維權的案子，非常明白勞工組織對工人的影響有多麼大，有一起案子她到現在還記憶尤深。
那起案子，被告工會主席與原告職工同時站在了法庭上，她作為職工的律師出席。法庭上，她問工會主席一句話，隻是一句話，“妳是代錶職工的利益還是代錶資方的利益？”她的問題讓工會主席啞口無言。法庭當場宣布工會主席身份有異，不能代錶被告方出庭。
工會主席天然就該是職工的代言人，到了法庭上竟然成了公司老闆的代言人，因為這個工會主席不是工人選出來的，而是公司董事長任命的公司高管，所以他要代錶老闆的利益。
徐虹很清楚，這種現象非常普遍，所有國傢行政機關及企事業單位的工會主席幾乎都是單位一把手任命的，沒有一個工會主席是真正通過工人投票選舉選出來的，因為各級工會本身就是國傢行政機關，所以各單位也是如此。
在勞資糾紛中，工人幾乎都是弱勢一方，這時候，如果工人背後有勞工組織的強力支持，對工人權益的保護當然非常有力和有利。但是，現狀是，工會隻是在國營及大型企業建立，並且名不符實；沿海髮達地區眾多私營企業很少建立工會組織，即便有也是走樣變型。
工人如果想自行建立勞工組織保護自身利益，對不起，地方民政部門不同意，國傢認為已有工會存在，其他勞工組織都是不需要的。
徐虹關切問：“妳現在的勞工服務部還順利吧？”
楊曉輝說：“當然不順利，還有很多麻煩。那些街道辦的工作人員看着我們就象防賊一樣，生怕我們組織工人鬧出事來。憲法規定，工人有罷工的自由，可是在這些政府部門看來，工人罷工就是鬧事，就是破壞社會和諧穩定。
工人如果隻是個人受到損害，他可以起訴工廠老闆，可是，如果是整個工廠的工人利益都受到了損害呢，工人們就不能集體抗議嗎？
我是農村出來的，我知道我們這些打工仔打工妹在大城市的社會地位有多麼低，我們從不想爭取多麼大的利益，更不想不勞而獲，我們隻想獲得我們應得的報酬和尊嚴，因為我們付出了辛勤和勞動。即便這樣最低最基本的要求，在某些人看來，也是大逆不道的事情。”
他忍不住髮牢騷說：“我學過歷史，解放戰爭時期，那些煤礦工人、鐵路工人、紡紗工人、碼頭工人，他們罷工也好，鬧事也好，書上都是用讚美的語氣，尊稱為他們是偉大的無產階級戰士，對他們的抗爭行為大書特書。
但是到了現在，那些下煤礦的工人、紡織廠的女工、電子廠的工人和碼頭車站的搬運工都變成了農民工，變成了打工仔打工妹，誰也不認為這些農民工是偉大的無產階級戰士，他們前麵加上‘農民’二字就變味了，充滿了歧視和輕蔑的味道。”
徐虹深知這方麵的社會弊病，不要說職業平等了，連法律麵前人人平等都做不到，國傢在髮展，社會在進步，終有一天會達到這樣的文明程度。這是不是她要考慮的問題，她也無能為力，她隻是想問她感興趣的事情。她提出第一個問題：“我記得，妳邀請我幫大張村的張大伯打官司時，妳自稱是叁農研究會的會長，這麼說妳並沒有建立過這樣的機構？”
楊曉輝慌忙解釋：“我以前是髮起過這樣的機構。我在大學的時候，跟一些同學髮起成立了叁農研究會，叁農研究會的宗旨是‘髮展農村經濟，保護農民利益，提攜農村青年’。
當時，我們的會員有幾百上千人之多，分布在全國各地的高校。我們組織叁農志願者，到農村調研，體驗農村生活，報導農民呼聲，我們的影響很大，許多高校都建立了叁農研究會，一些老教授和社會知名人士紛紛髮言支持我們的行動。但是現在，我已經畢業好幾年了，早就不再從事叁農研究會的工作了。”
徐虹接着問：“為什麼妳放着深圳勞工服務部的身份不說，非要說妳以前在大學的身份呢？妳是不是覺得以前的名頭比較響亮？”
楊曉輝說了實話：“我這樣做，其實都是張鋒教的。他說，我的勞工服務部主要是為城市打工者服務，又是在深圳大城市，而大張村的張大伯是在歸德市的農村，兩者離題太遠，不容易說動妳，如果換成叁農研究會就合理多了。”
徐虹：“妳一直在深圳工作，怎麼會突然想到來歸德農村替老農民維權呢？該不是也是張鋒建議的吧？”
楊曉輝：“可以說是。我是一個農民的兒子，我雖然在城裹工作，但一直關注農村農民的新聞。大張村村民起來抗爭後，網上傳得很厲害，我們很多人都看到了。剛開始我隻是在內心支持他們，沒有想着親自跑到大張村給村民維權。張鋒極力邀請我出麵替張大伯維權。
張鋒和我都關注農村農民的生活，都想替農民做點事，但是，我們也有分歧。
我認為農民工就是改變農民命運的根本點。留在農村種地的人越來越少了，到城市裹打工的人越來越多了，農民的收入現在主要靠打工。當越來越多的農民到城市定居，當農民工與城市市民的地位越來越相等時，農民的命運才會真正改變，叁農問題才會真正解決。
張鋒則認為，無論國傢如何髮展，國傢進步的原動力還是在農村和農民身上，隻有農民富裕了，國傢才是真正富裕了，隻有農民的地位真正提高了，國傢才是真正文明了，農民就是國傢髮展的那塊最短闆。
他說，大張村事件看起來微不足道，但是，這是農民自髮改革自我決定命運的新起點，也是推動國傢改革髮展的原動力。我們如果給這些村民提供必要的支持，無形中會給叁農問題的解決增添力量。
雖然我不讚成他的觀點，我還是聽了他的建議，畢竟我們這樣做是正確的，是有益的，我們為張大伯的抗爭精神深深折服。”
徐虹不能完全理解他的話，她沒有在農村生活過，體會不到農村青年對農村和農民的那份感情。從他的談話看來，張鋒志向“遠大”。根本不象是一個職業詐騙犯的言行。她問：“張鋒跟妳說過他的情況嗎？”
楊曉輝：“其實，我跟張鋒不太熟悉，我們大部分時間隻是在扣扣上聊天，很少談論各自的傢庭情況。他以前大致跟我說過，他是一個孤兒，跑過很多地方，做過很多事情，吃過很多苦，對社會看得比較透。他想通過自身奮鬥來改變命運。”
徐虹：“網上有關我跟他的事情妳可能也看到了，他的官司我已經給他打完了，結局如何不是我個人所能決定。另外，他本身也有很大過錯。以後，有關他的事情妳不要再找我。
張鋒現在香港看病，都是殷蔓蔓出的錢，他以後的治療還是殷蔓蔓負責。妳想問他的情況就直接問殷蔓蔓吧。我想，殷蔓蔓是公司大老闆，她不會在乎妳這點錢。”
她給他提供了殷蔓蔓的手機號，她既然要起訴張鋒，就不會再與他保持友好關係。
“謝謝妳，妳是一個好律師。”楊曉輝明顯看出徐虹對張鋒態度不佳，遲疑片刻，鼓足勇氣說，“其實，張鋒也不能說是十惡不赦的壞人，他以前之所以騙人錢財，都是農村貧窮落後的生活環境造成的。後來，他認識到了錯誤，積極改正，奮髮向上。從他跟我的談話來看，他非常有思想有遠見。如果我的生命能對生我養我的農村和農民有所益處，我願意把我纖毫般的生命投進熊熊烈火中。他能說出這樣的話，不管能不能做到，我都佩服他。”
徐虹從不喜歡聽人喊口號，她在現實生活中看到聽到偉光正的口號太多了。她淡淡說：“在我眼裹，沒有所謂的好人壞人之分，隻有守法和違法之分。我是一個律師，看人看待問題容易帶職業病。”
她的是非觀點非常清晰，不能因為是“好人”就可以無視法律，不能因為是“壞人”就妄加迫害，一切行為都應該以法律為準繩。無論張鋒是好是壞，無論他是否悔過自新，都改變不了她要起訴他的決定。不過，楊曉輝的話還是讓她感到一絲釋然，能夠知錯改錯棄惡從善畢竟是令人讚許的事情。
她跟楊曉輝告別，對於這個熱心青年，她心有敬意，凡是真心為弱勢群體提供幫助的人都是有愛心的人，都是值得尊重的人。她最後也送出她的善意，如果他的服務部遇到法律糾紛或者勞工有法律援助需求，還可以聯係她，她會力所能及的提供幫助。
